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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_百度百科

作者:habao 来源: 日期:2018-3-18 13:50:13 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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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书》,又称《前汉书》,是中国第一部,“二十四史”之一。由历史学家班固编撰,前后历时二十余年,于建初年中基本修成,后唐朝颜师古为之释注。《汉书》是继《史记》之后中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 《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全书共八十万字。

  《汉书》开创了“包举一代”的断代史体例。《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汉书》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它篇幅不多,却把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汉书》喜用古字古词,比较难读。

  班固(公元32年~公元92年),东汉历史学家班彪之子,班超之兄,字孟坚扶风安陵人(今陕西咸阳)。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卒于东汉和帝永元四年,年六十一岁。班固自幼聪敏,“九岁能属文,诵诗赋”,成年后博览群书,“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著有《白虎通德论》六卷,《汉书》一百二十卷,《集》十七卷

  由于《史记》只写到汉武帝的太初年间,因此,当时有不少人为其编写续篇。据《史通·》记载,写过《史记》续篇的人就有刘向刘歆冯商扬雄等十多人,书名仍称《史记》。班固的父亲班彪(公元3年~公元54年)对这些续篇感到很不满意,遂“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为《史记》“作《后传》六十五篇”。班彪死后,年仅22岁的班固,动手整理父亲的遗稿,决心继承父业,完成这部接续巨作。

  工作开始几年,有人汉明帝,班固“私作国史”。班固,书稿也被全部。他的弟弟班超汉明帝说明班固修《汉书》的目的是汉德,让后人了解历史,从中获取教训,并无朝廷之意。后来班固无罪开释,汉明帝赐给了班家一些钱财,帮助他们写下去。

  汉明帝颇赏识班固的才能,召为兰台令史,秩俸为六百石,后转迁郎。当时兰台令史傅毅是他的同事,二人皆以文闻名,班固与弟班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此即“文人相轻”的典故。班固又奉诏完成其父所著书。

  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窦宪率兵伐匈奴班固随其出征,任中护军,行中郎将事,大破匈奴后,勒石燕然山的铭文,即出自班固手笔。

  班固“不教学诸子,诸子多不遵”,洛阳令种竞被班固的家奴醉骂,未忘。汉和帝永元四年窦宪失势,班固受而被免,种竞利用窦宪事败之机,班固,日加笞辱班固死在狱中,年六十一岁。此时所著《汉书》,八“表”及“天文志”均未完成。

  班固著《汉书》未完成而卒,汉和帝命其妹班昭就东观藏书阁所存资料,续写班固遗作,然尚未完毕,班昭便卒。同郡的马续班昭的门生,博览古今,汉和帝召其补成七“表”及“天文志”。

  《汉书》为中国第一部,《汉书》的记载,以西汉一朝为主,上起汉高祖元年,下终四年,共230年的史事。《汉书》体例上全承袭《史记》,只是改“书”为“志”,把“世家”并入“列传”,全书有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共一百篇,八十余万字。

  到了唐代,颜师古认为《汉书》卷帙繁重,便将篇幅较分为上、下卷或上、中、下卷,成为现行本《汉书》一百二十卷。

  《汉书》的史料十分丰富翔实,书中所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汉书》的这一部分,多用《史记》旧文,但由于作者思想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动。

  汉武帝以后的史事,除吸收了班固和当时十几家读《史记》书的资料外,还采用了大量的诏令奏议诗赋、类似起居注的《汉著记》、天文历法书,以及班氏父子的“耳闻”。不少原始史料,班固都是全文录入书中,因此比《史记》更显得有史料价值。

  虽写法与《史记》略同,但不称“本纪”,如《高帝纪》、《武帝纪》及《平帝纪》等。由于《汉书》始记汉高祖立国元年,故将本在《史记·本纪》的人物,如项羽等,改置入“传”中;又由于东汉不承认王莽建立的——新朝,故将王莽置于“传”中,贬于传末。

  前六篇的记载包括:记载汉初同姓诸侯王的《诸侯王表》,记载异姓诸侯王的《异姓诸侯王表》,记载汉高祖至汉成帝的《功臣年表》等,借由记录阶级来达到尊汉的目的。

  后二篇为《汉书》所增,包括:《百官公卿表》、《古今人物表》,其中的《古今人物表》,班固把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以思想为标准,分为四类九等,表列出来;《百官公卿表》则详细介绍了秦汉时期的官制。

  《汉书》十“志”,是在《史记》八“书”的基础上加以发展而成的:将《史记》的“礼书”、“乐书”改为“礼乐志”,将“律书”、“历书”改为“律历志”;将“天官书”改为“天文志”,将“封禅书”改为“郊祀志”,将“河渠书”改为“沟洫志”,将“平准书”改为“食货志”。

  同时又新增“刑法志”、“志”、“艺文志”、“地理志”,各志内容多贯通古今,而不专叙西汉一朝的历史。

  其中,如《地理志》详述战国时期、秦朝、西汉时期的领土疆域、建置沿革、封建世系、形势风俗、名门望族和帝王的奢靡等。

  《刑法志》则概述上古至西汉时期的刑法,并且点出汉文帝汉景帝之重,更指出汉武帝进用而导致的。

  《汉书》中的“列传”共七十篇,仍依《史记》之法,以公卿将相为列传,同时以时代顺序为主,先专传,次类传,再次为边疆各族传和外国传,最后以乱臣贼子《王莽传》居末,体统分明。

  《汉书》列传中有关文学之士的部分,多记载其人有关学术、的内容,如《贾谊传》记有“治安策”;《公孙》记有“贤良策”等,这些都是《史记》没有收录的。

  而列传中的类传有《儒林传》、《循吏传》、《游侠传》、《传》等,此外又新增《外戚传》、《元后传》、《室传》,这些也是《史记》所没有的。

  此外,又仿“太史公自序”之意,“列传”最后一篇作《叙传》,述其写作动机、编纂凡例等。“列传”以记载西汉一朝为主。“列传”各篇后均附以“赞”,即仿《史记》篇末“太史公曰”的体例,说明作者对人或事的或见解。

  汉书卷六十四 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 第三十四上(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主父偃徐乐严安终军王褒贾捐之)

  储君体上哲之姿,膺守器之重,俯降三善,博综九流,观炎汉之余风,究其终始,懿孟坚之述作,嘉其宏赡,以为服、应曩说疏紊尚多,苏、晋众家剖断盖砂,蔡氏纂集尤为牴牾,自兹以降,蔑足有云。怅前代之未周,愍将来之多惑,顾召幽仄,俾竭刍荛,匡正睽违,激扬郁滞,将以博喻胄齿,远覃邦国,弘敷锦带,启导青衿。曲禀宏规,备蒙嘉惠,增荣改观,重价流声。斗筲之材,徒思罄力,驽蹇之足,终惭远致。岁在重光,律中大吕,是谓涂月,其书始就。不耻狂简,辄用上闻,粗陈指例,式存扬搉。《汉书》旧无注解,唯服虔、应劭等各为音义,自别施行。至典午中朝,爱有晋灼,集为一部,凡十四卷,又颇以意增益,时辩前人当否,号曰《汉书集注》。属永嘉丧乱,金行播迁,此书虽存,不至江左。是以爱自东晋迄于梁、陈,南方学者皆弗之见。有臣瓒者,莫知氏族,考其时代,亦在晋初,又总集诸家音义,稍以己之所见,续厕其末,举驳前说,喜引《竹书》,自谓甄明,非无差爽,凡二十四卷,分为两帙。今之集解、音义则是其书,而后人见者不知臣瓒所作,乃谓之应劭等《集解》。王氏《七志》,阮氏《七录》,并题云然,斯不审耳。学者又斟酌瓒姓,附著安施,或云傅族,既无,未足取信。蔡谟全取臣瓒一部散入《汉书》,自此以来始有注本。但意浮功浅,不加隐括,属辑乖舛,实多,或乃离析本文,隔其辞句,穿凿妄起。职此之由,与未注之前大不同矣。谟亦有两三处错意,然于学者竟无弘益。

  《汉书》旧文多有古字,解说之后屡经迁易,后人习读,以意刊改,传写既多,弥更浅俗。今则曲核古本,归其真正,一往难识者,皆从而释之。

  古今异言,方俗殊语,未学肤受,或未能通,意有所疑,辄就增损,流遁忘返,秽滥实多。今皆删削,克复其旧。

  诸表列位,虽有科条,文字繁多,遂致饵杂,前后失次,上下乖方,昭穆参差,名实亏废。今则寻文究例,普更刊整,澄荡愆违,审定阡陌,就其区域,更为局界,非止寻读易晓,庶令转写无疑。

  礼乐歌诗,各依当时律吕,修短有节,不可格以恒例。读者茫昧,无复识其断章,解者支离,又乃错其句韵,遂使一代文采,空韫精奇,累叶钻求,罕能通习。今并随其曲折,剖判义理,历然易晓,更无疑滞,可得讽诵,开心顺耳。

  凡旧注是者,则无间然,具而存之,以示不隐。其有指趣略举,结约未伸,衍而通之,使皆备悉。至于诡文僻见,越理乱真,匡而矫之,以祛惑蔽。若泛说非当,芜辞竞逐,苟出,徒为烦冗,祗秽篇籍,盖无取焉。旧所阙漏,未尝解说,普更详释,无不洽通。上考典谟,旁究《苍》《雅》 ,非苟臆说,皆有援据。六艺残缺,莫睹全文,各自名家,扬镳分。是以向、歆、班、马、仲舒、子云所引诸经或有殊异,与近代儒者训义弗同,不可追驳前贤,妄指瑕纇,曲从后说,苟会扃涂。今则各依本文,敷畅厥指,非不考练,理固宜然,亦犹康成注《礼》,与其《书》《易》相偝,元凯解《传》,无系毛、郑《诗》文。以类而言,其意可了。爱自陈、项,以讫哀、平,年载既多,综缉斯广,所以纪传表志时有不同,当由笔削未休,尚遗秕稗,亦为后人传授,先后错杂,随手率意,遂有乖张。今智穷波讨源,构会甄释。

  字或难识,兼有借音,义指所由,不可暂阙。若更求诸别卷,终恐废于披览。今则各于其下,随即翻音。至如常用可知,不涉疑昧者,众所共晓,无烦翰墨。

  近代注史,竞为该博,多引杂说,本文,至有诋诃言辞,掎摭利病,显前修之纰僻,骋己识之优长,乃效矛盾之仇雠,殊乖粉泽之光润。今之注解,翼赞旧书,一遵轨辙,闭绝歧。

  苏林字孝友,陈留外黄人,魏给事中领秘书监、散骑常侍、永安卫尉、太中大夫,黄初中迁博士,封安成亭侯。

  孟康字公休,安平广人,魏散骑常侍、弘农太守、领典农校尉、勃海太守、给事中、散骑侍郎、中书令,后转为监,封广陵亭侯。

  字道真,高平人,晋中书郎、河内太守、御史中丞、太子中庶子、吏部郎、安北将军。(侍皇太子讲《汉书》,别有《驳义》。)

  蔡谟字道明,陈留考城人,东晋侍中五兵尚书,太常领秘书监,都督徐、兖、青三州诸军事,领徐州刺史,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领扬州牧,侍中司徒不拜,赠侍中司空,谥文穆公。

  崔浩字伯深,清河人,后魏侍中特进抚军大将军,左光禄大夫、司徒,封东郡公。(撰荀悦《汉纪》音义。)

  景祐元年九月,秘书丞余靖上言:“国子监所印两汉书文字舛讹,恐误后学,臣谨参括众本,旁据它书,列而辨之,望行刊正。”

  诏送翰林学士张观等详定闻奏,又命国子监直讲王洙与靖偕赴崇文院雠对。二年三月,靖又上言:“案颜师古叙例云:班固《汉书》,旧无注解,唯服虔、应劭等各著音义,自名其家。至西晋晋灼,集为一部,凡十四卷,又颇以意增益,时辩二学当否,号曰《汉书集注》。永嘉之乱,此书不至江左。有臣瓒者,莫知氏族,考其时代,亦在晋初,又总集诸家音义,稍以己见,续厕其末,掎摭前说,多引《汲冢竹书》,凡二十四卷,分为两帙。凡称集解、音义,即其书也,蔡谟全取此书散入众篇,自是以来,始有注本。至唐太时,皇太子承乾命颜师古更加刊整,删繁补略,裁以己说,儒者服其详博,遂成一家。总先儒注解,名姓可见者二十有五人,而爵里、年代,史阙载者殆半。考其附著及旧说所承注释源流、名爵、年次,谨条件以闻望德,刻于本书之末,庶令学者启卷具知。”奏可。今列之如左:

  臣瓒,不知何姓。案裴骃《史记序》云,莫知氏姓。韦稜《续训》又言未详,而刘孝标《类苑》以为于瓒,郦元注《水经》以为薛瓒。姚察《训纂》云,案《庾翼集》于瓒为翼主簿、兵曹参军,后为建威将军。《晋中兴书》云,翼病卒,而大将军于瓒等作乱,翼长史江虨诛之。于瓒乃是翼将,不载有注解《汉书》。然所采众家音义,自服虔、孟康以外,并因晋乱灭,不传江左。而《高纪》中瓒案《茂陵书》、《文纪》中案《汉禄秩令》,此二书亦复亡失,不得过江,明此瓒是晋中朝人,故得具其先辈音义及《茂陵书》《汉令》等耳。蔡谟之江左,以瓒二十四卷散入《汉书》,今之注也。若谓为于瓒,乃是东晋人,年代前后了不相会,此瓒非于足可知矣。又案《穆天子传》目录云,秘书校书郎傅瓒校古文《穆天子传》,已记《穆天子传》者,汲县人不准盗发古冢所得书。今《汉书音义》臣瓒所案,多引《汲书》以驳众家训义,此瓒疑是傅瓒。瓒时职典校书,故称臣也。颜师古曰,后人斟酌瓒姓,附之傅族耳,既无,未足取信。

  在叙事上,《汉书》的特点是注重史事的系统、完备,凡事力求有始有终,记述明白。这为我们了解、研究西汉历史,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至今,凡是研究西汉历史,无不以《汉书》作为基本史料。

  在体裁方面。《汉书》与《史记》同为纪传体史书。不同的是,《史记》起于传说“三皇五帝”,止于汉武帝时代,是一部通史;而《汉书》却是记述西汉一朝史事的断代史。这种纪传体的断代史体裁,是班固的创造。以后历代的“正史”都采用了这种体裁。这是班固对于我国史学的重大贡献。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

  《汉书》把《史记》的“本纪”改称“纪”,“列传”改称“传”,“书”改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比较完整地引用诏书、奏议,成为《汉书》的重要特点。此外,边疆诸少数民族传的内容也相当丰富。

  《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而来,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的《百官公卿表》后人非常推崇,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封官设职的情况、各种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朝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

  《汉书》多用古字古义,文字艰深难懂,以至于班固同时代的人,竟必须为《汉书》作音义注解方可读懂。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自东汉南北朝期间,为《汉书》作注的大约就有近20家,而其中以注释音义居多。

  关于《汉书》的注本,唐朝以前诸家所注都已失传。清朝的王先谦仿经疏体例注释旧史的代表作《汉书补注》,该书旁采诸家之说,经多年穷究,使疑难不解之处得以通晓,因而至今仍受国内外史学界推崇。这些注释,对于《汉书》中的字音字义史实等均有详细考证,为我们阅读《汉书》提供了便利,成为今用《汉书》的重要工具。

  《读汉书》(清朝·王念孙),《汉书注校补》(清朝·周寿昌),长于音训文义。《汉书疏证》(清朝·沈钦韩), 《汉书辨疑》(清朝·钱大昭),《汉书管见》(清朝·朱一新),《汉书琐言》(清朝·沈家本),精于考证,训诂校勘也颇有可取。《汉书窥管》(·杨树达),长于训诂校勘。

  《汉书新证》(现代·陈直),系统利用居延敦煌出土的汉简汉碑、秦汉铜器、漆器等古器物文字,秦汉印玺封泥瓦当等文字,以作新证,多所发明。其中对《百官公卿表》的发伏疏证,尤为精当。

  此外,金少英的《汉书食货志集释》是研究汉代经济的重要参考书。岑仲勉的《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则是研讨西域地名沿革的必读书。

  清末的王先谦,集六十七家考订之作的精华,撰《汉书补注》。其个人发明虽不多,但综合抉择能力强,成就斐然,至今无可替代,是阅读《汉书》最基本的参考书。其缺点是对钱大昭、周寿昌等人的观点,采摭均有未备。所以清代学者的考订之书仍不可轻废,而近现代学者的新,更需格外重视。

  清人有关《汉书》表志的校补之作甚多,成就亦较大。有代表性的佳作多收入《二十五史补编》及《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二书中。其中夏燮的《校书八表》、梁玉绳的《人表考》、杨守敬的《汉书地理志补校》、姚振的《汉书艺文志拾补》最为重要。

  宋代王应麟作《汉书艺文志考证》十卷,对三百八十多种图书进行了详细考订,“所考证者,汉书著记即起居注,家语非今家语,邓析子非子产所杀、庄忽奇严助之驳文,逢门即逄蒙之类,不过三五条而止”,又收未录之书二十七种,“《易》类增《连山》、《归藏》、《子夏易传》;《诗》类增《元王诗》;《礼》类增《大戴礼》、《小戴礼》、《王制》、《汉仪》;《乐》类增《乐经》、《乐元语》;《春秋类》增《冥氏春秋》;增《指归》、《素王妙论》;法家增《汉律》、《汉令》;纵横家增《鬼谷子》;天文增《夏氏日月传》、《甘氏岁星经》、《石氏星经》、《巫咸五星占》、《周髀》、《星传》……”,是第一部系统研究《汉书艺文志》的学术著作。王应麟认为《汉书·艺文志》中将于长《天下》归入“家”是不恰当的,又考定皇甫谧所云《伊尹汤液》即《汉书·艺文志》之《汤液经法》。又如:“指归不著录隋志:十一卷,严遵撰。列子释文云:遵,字君平,作指归十四篇,演解五千文。”清人姚振又作《汉书艺文志拾补》六卷,补书三十四种。

  《汉书》这部史学巨著,分为纪12篇,主要记载西汉帝王的事迹;表8篇,主要记载汉代的人物事迹等;志10篇,专述典章制度、天文、地理以及各种社会现象;传70篇,主要记载各类人物的生平以及少数民族的历史等。

  班固作《汉书》沿袭《史记》的体例,所不同的是《史记》有“世家”,《汉书》没有;《史记》记载典章制度的部分叫作“书”,《汉书》改称“志”。

  《史记》贯通古今,不以朝代为限,所以叫通史。《汉书》纪传所记的都是西汉一代的史实,所以叫断代史。

  断代为史始于班固,以后列朝的所谓“正史”都沿袭《汉书》的体裁,正如刘知几所说“自尔讫今,无改斯道”了。可见,其史学地位之重要。

  《汉书》在中国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很突出。它写社会各阶层人物都以“实录”,平实中见生动,堪称后世传记文学的典范,例如《霍光传》、《苏武传》、《外戚传》、《朱买臣传》等。除此之外,《汉书》亦记载少数民族历史。《汉书》继承《史记》为少数民族专门立传的优良传统,运用新史料将《史记·大宛传》扩充为《西域传》,叙述了西域几十个地区和邻国的历史以补充,增补了大量汉武帝以后的史实,这些记载,均是研究亚洲有关历史的珍贵资料。

  首先,《汉书》开创了断代史的叙史方法,体例为后世沿袭。自秦汉以来,均为君主本位政体,本朝人往往不敢直接评论本朝,忌讳甚多,而断代史则合乎作者的心理,因为前朝已,评述前朝政事,危疑较少,较易发挥。故《汉书》一出,此后历朝官修“正史”均以断代为史。

  班固之所以断代为史,并不是偶然的,而是适应时代的要求。他总结汉武帝到东汉初年,约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著作,加以创造性的发展,其目的是为当时阶级的服务。班固认为,《史记》的通史体例,将西汉一代“编于百王之末,侧于秦项之列”,既不利于“汉德”,又难以突出汉朝的历史地位。这是《汉书》断代为史的根据。于是,《汉书》“包举一代”,断限起自西汉建立,终于新朝的,为了突出刘邦,就将《高帝纪》置于首篇。这种断代为史的体例,受到后来封建史学家的赞誉,并成为历代“正史”编纂的依据。

  其次,在编纂体例方面,《汉书》继承而又发展《史记》的编纂形式,使纪传体成为一种更加完备的编纂体例。纪传体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虽然各自成篇,但彼此间又互有联系,因此全书可以合成一整体。它既能扼要列举历史发展的大概,又可以详细记述有关的史事。既便于查看个别人物活动的情况,又能顾及典章制度历史沿革,其优点极多,使纪传体能为后世史家所采用。

  例如,《史记》虽然立了《吕后本纪》,但却用惠帝纪年,《汉书》补立《惠帝纪》,解决《史记》在体例上的混乱;对于年月的记载也比《史记》详细和明确。对于传记的编排,《汉书》基本上按时间先后为序,体例上也比《史记》整齐划一。《汉书》继承了纪传体优点,此后正史均沿用纪传体的体例。

  再者,《汉书》新创立的四种志,对于西汉的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的记载,比《史记》更加完备,从而提高了《汉书》的史料价值。

  《汉书》十“志”中,《食货志》为经济制度和社会生产状况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沟洫志》有系统地叙述了秦

  汉水利建设;《地理志》是中国第一部以疆域政区为主体的地理著作,开创了后代正史地理志及地理学史的研究;《礼乐志》、《郊祀志》、《刑法志》分别记载、军事、法律和有关的典章制度;《志》、《天文志》和《律历志》,都是研究古代自然科学的宝贵资料。《艺文志》论述古代学术思想的源流派别及得失,是一部极珍贵的古代文化史资料。

  十“志”规模宏大,记事丰富,对于、经济和思想文化都有较详细的记载,特别是有关汉化部分更为详细。书志体始创于《史记》,《汉书》加以发展,后代正史的志,大抵以《汉书》十“志”为依归。书志体也成为后世典章制度史的编著所模仿,如唐朝杜佑所著的《通典》。

  在《艺文志》中采用了刘歆七略》的分法,将古代的学术著作区分为六大类三十八小类,加以论述,使人们对各学术流派的演变与发展,有更清楚的了解。加上,又保留了《七略》的大概面貌,成为人们研究上古至西汉末年旳学术发展演变的重要著作,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图书目录及学术文化史。

  现存《汉书》约80万字,卷帙比《史记》繁富。它增载不少重要的诏令,主要集中在帝纪部分。在许多人物传记中,《汉书》又收入大量有关、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奏疏对策著述书信。在《汉书》的十志中,也有类似的重要历史文献的收载,如《食货志》收入晁错的《论贵粟疏》等。

  《汉书》还增补《史记》对于国内外各民族史的资料。例如,在《史记·匈奴列传》的基础上,《汉书》大量增补汉武帝以后的史实,比较完整地记述了自远古至西汉末年匈奴民族的历史。《汉书》又合并《史记》的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诸传,在补充大量的史实基础上,以合传形式写成较为详细的《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同时,《汉书》改《史记·大宛列传》为《西域传》,记述今新疆境内我国各民族历史,以及中亚和西南亚诸国史。这些记载,均是研究亚洲有关历史的珍贵资料。

  班固生活的时代,封建思想已发展成为当时的思想,而班氏父子又是“唯之道然后尽心焉”的史学家,他们自然以封建思想为己任,将“之道”作为自己著作的指导思想。这样,作者一面承袭《史记》的内容,一面又它的“颇谬于”,因而《史记》的观点,使《汉书》更加符合于封建正统思想。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司马迁“论颇谬于“。所谓“”,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

  《汉书》神化西汉皇权、拥汉为正统的思想,其目的是为论证东汉王朝的正统性和神化东汉皇权服务的。因此,以学说为理论根据的“五德终始说”和神授的封建,便成为《汉书》的主导思想。为了“天人”、灾异祥瑞的封建思想,《汉书》首创《志》,专门记述灾异的神秘学说,还创立《睦西夏侯京翼李传》,专门记载家的事迹。

  时期,商务印书馆刊印的“百衲本”,系影印北宋时期的“景佑本”而成,其中很少错误,是《汉书》的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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