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媒体的议题与属性议程设置变化
摘 要：互联网时代，媒体发生了巨大变化。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也出现改变，本文分析了媒体议题议程设置与属性议程设置的现象，对其变化的原因进行了研究，对互联网时代下媒体的发展提出引导。
议程设置理论假设是在1972年由麦库姆斯和肖发表了一项系统的研究：媒体的新闻报道和信息活动通过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于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1]。随着研究不断发展，议程设置被丰富为两层，议程设置的“第一层次”指的是媒介强调的议题成为认为重要的议题，注重媒体议程的显要性。“第二层次”议程设置研究关注的是受到关注的议题、话题被关注的属性特点，即人们关注已被关注的议题的哪些方面和怎样认识些议题[2]。
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麦库姆斯等人研究时是电视时代，那么现在无疑是网络时代。全球互联网发展下，中国互联网发展更是迅速。据2017年8月4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的《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7.51亿，占全球网民总数的五分之一。互联网普及率为54.3%，超过全球平均水平4.6个百分点。截至2017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7.51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4.3%，较2016年底提升1.1个百分点[3]。互联网下媒体议程设置两方面分别出现不同发展，媒体在第一层即议题议程设置得到加强，而在第二层即属性议程设置减弱。
网络下议程设置的主体包括媒体和个人自媒体，尽管网络具有双向性互动性特点，受众主动性增加，一些网络热门话题来自受众个人设置，然而个体议题关注度与影响力却不高，只有少数突出个体设置的议题被媒体关注才引起大家注意。有学者认为受众的议程设置并不具备足够的效率来产生相应的影响，网络媒介让渡给受众的那一部分仅仅是一个停留于表面的[4]。议程设置主体地位依旧掌握在媒体手中，并且在网络时代下媒体的议程设置得到加强。媒体的新闻议题得到更加广泛与有效的，即使受众不刻意接触也抵不住媒体的多渠道反复。
截止2017年10月微博粉丝达5367万，人民网3911万，新京报2462万，新快报2340万，在微信指数上2017年1月至3月，在“新榜”全部微信号月榜总排行中，人民网微信号均位于前列，月度总阅读数均在2400万以上。媒体拥有微博、微信、网页、视频、和电视等众多线上线下渠道，融合新闻通过多个应用平台，议题被持续的重复，人们很多情况下“”了解议题。
网络不仅可以使用传统媒体中图文结合的方式来设置议题，还可以同时使用文字、声音、图片、视频、动画等多种手段，形成多方位的，大大提高了的效率。2017年8月31日榆林产妇坠楼事件发生，9月3日榆林一院发表事件声明。9月6日该事件被各新闻网站大量报道转载，之后其作为热点事件持续了将近一个星期。这期间各媒体大量报道，新京报报道视频在微博网站播放1031万次，青年报9月6日关于此事件微博评论达7万。在媒体推动下榆林产妇坠楼微博线.媒体议题的策划性与独特性
大量的媒体议题都是经过筛选与策划，紧跟热点与变化，对受众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并且大量的国际新闻与国内重大时政新闻，个人受经历与渠道等因素制约很难接触，这部分信息多数被专业媒体垄断，受众要想了解这方面的信息还需要媒体的报道。媒体也会针对热点事件进行持续关注和后续报道，而个人却很难做到这一点，媒体的专业性使得媒体议题策划性与独特性更强。
公共利益永远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像医疗、教育、食品安全等与人们切身利益相关的公共话题更容易被人们所关注成为焦点话题，然而大部分个人议题关注的多是明星绯闻、消息以及对个人情感的宣泄与表达，大部分受众由于个人阅历和素质等原因很难针对大家所关注的公共利益提出爆点议题。受众个人议题的娱乐化现象阻碍了受众个人议题的发展。
虽然在议题议程设置中，媒体起了主导作用，然而在属性议程设置方面，大众媒体功能却有下降趋势。网络下人们对热点话题的关注不再完全被媒体左右，受众有自己的看法。在美国总统过程中，美国媒体大多选择支持希拉里。在《纽约时报》公布的10余家权威媒体的民调显示，希拉里的支持率领先于特朗普，然而结果却出乎意料，特朗普获胜，媒体的情感倾向没有得到大众的认同。近几年，反转现象更是层出不穷，2014年“医生手术台”事件，2015年“成都女司机遭暴打”事件，2016年“八达岭野生动物园老虎伤人”事件，任弼时子女短时间内多次反转，网络下，受众打破沉默，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不是被媒体左右。在决定受众怎么想这个问题上，大众媒体的属性议程设置在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