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盘中兴手机的2018：运营商成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中华酷联时代，彼时苹果还在与中国运营商不断相互试探，三星的市场份额也未跌到眼下境地，包括中兴通讯在内的国产手机厂商一派生机之象。
后随着运营商补贴，加之渠道与线上渠道的冲击，中兴通讯逐渐退出了主流舞台。直到去年发生了整个行业的“制裁”事件，将本就困境的中兴手机业务推向了又一个深渊。
2019年1月17日晚间，中兴通讯发布了公告，提名李自学、徐子阳、李步青、顾军营、诸为民、方榕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董事候选人。董事会换届后，中兴通讯也在阵痛中逐步恢复。
董事长李自学在新年致辞中表示，公司制定了全新的战略实施路径，但在终端业务（主要是手机）方面，他表示中兴“要做评估，是不是能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
同时他还认为当前手机机型仍然偏多。根据我们从电信天翼产品库中查询到的结果显示，2018年中兴报备入库4款终端机型。当然按照运营商定制需求，移动与联通也会有不同制式的产品机型。
王英是2012年前后加入到中兴应聘促销员，她看中的是中兴整体的体量以及未来的发展空间。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中兴在渠道中的口碑已经在走下坡路。
但在十年前的2002年，许多厂商对市场并不看好，而中兴高层却敏锐地察觉到了这项业务背后隐藏的商机。年底政策松动，的需求量一下呈现爆炸性增长，中兴迅速调整到位及时切入市场。
当时的市场究竟有多火？我们从中兴SJZ办事处一位前终端员工处了解到，在HB省11个地市非常走俏，除外其余地市几乎都处于断货状态，由于运营商还未成立直供中心作为分销平台，有些中兴地市经理喊上代理商连夜赶到机场“抢货”。
再后来随着国产手机市场份额急剧扩大，中兴手机异军突起，进入高速发展阶段。2003年，中兴三大类手机销售量达到450万部，手机销售额占到中兴总销售额的近20%。
然而接下来的几年，运营商补贴政策逐渐调整，而补贴也不再是“中华酷联们”的独享大餐，小米依靠线上渠道崭露头角，OV在线下渠道逐渐崛起，中兴发现，再不转型手机业务很有可能出现大问题。
其实中兴也曾加大资源投入到渠道与终端零售的建设上，不仅为国内TOP级零售经销商建档制定过单独的返利政策，以期建立起长期牢靠的渠道关系；同时还曾成立了专门负责终端销售的终端零售部门，大批招促销员与区域督导。
2014年由于表现出色，王英被上级领导提拔担任终端零售经理一职。据王英回忆介绍，她后来负责整个HB省份的促销员、督导团队，最多时足有100多人。
成本不断上升，但手机业务在盈利上并没有得到改善，作为一家上市公司，股东们肯定不允许企业这样“烧钱”。最后所有的努力付出几乎付之东流，当时主导“变革”的曾学忠也最终离开了中兴。
接下来是终端零售部门被打散，王英被要求直接与政企类客户对接行单业务。王英形容当时的心情，“感觉一下子到了人生的低谷，从来没有跑过业务，心里没有底。”
2018年3月，中兴智能终端有限公司宣布成立，时任中兴通讯终端CEO的程立新担任董事长，中兴通讯原中国区总经理白波任中兴终端中国总经理。当时程立新定下目标：“目标是三年内成为国内手机行业主流品牌。”
2018年4月15日，对于王英在内的中兴员工来说是一个无比的日子，美国商务部签发了一项即时生效的命令，启动了针对中兴通讯和中兴康讯（中兴通讯控股子公司）的出口令。
制裁期间，中兴手机业务几乎陷入瘫痪状态。据王英描述，“业务都停了三个月”的时间，终端业务部门的员工“啥也没干”。
据路透社介绍，中兴有25%-30%的零部件来自美国供应商，核心的零部件对美国供应商依赖度较高。中兴的手机芯片、基带芯片、射频芯片、存储芯片、手机玻璃、光学元件等核心零部件都来自于美国的高通、博通、英特尔、美光、甲骨文、康宁等企业，短时间内难以找到合适的替代品。
其实早些时候曾传出中兴正在自研手机SOC，甚至中兴也对外展示过自研发用于VR/AR领域的两款芯片。只可惜手机SOC只是传闻，不然这次“制裁”事件也不至于如此被动。
除了芯片，中兴手机所搭载的操作系统也深受影响。虽然中兴可以继续使用开源代码定制自身的系统，但因与国内Android手机市场不同的是，海外用户基本只通过Google Play下载App。这意味着，如果中兴发布的手机将会没有采用谷歌的“全家桶”系统。
数据显示，2017年中兴智能手机（含努比亚）出货量为4265万台，较2015年的5600万台减少了1335万台，位居国产手机厂商出货量的第七位，市场份额为2.09%。幸好“制裁”只持续了三个月，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但中兴手机在2018的产品上市计划也被彻底打乱了。据了解到的计划显示， 2018年5月，中兴Blade V9于国内上市，6月发布新一代旗舰Axon 9，推出年底Axon M二代。结果Axon 9推迟了三个月，Axon M二代更是遥遥无期。
一些员工似乎已经嗅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息。“破巢之下安有完卵”，这是某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兴离职员工对我们描述当时他内心深处的感受。
本来还打算解禁后联系一下之前客户的王英突然接到了人事的通知，公司将给予她N+1的赔偿，但必须尽快办理离职手续。对于这份长达7年的工作，王英难免有些不舍，毕竟最好的青春年华都是在中兴度过的。
解禁后的中兴，不少终端员工或被动或主动选择离开了这家熟悉的企业，就我们从HB省当地了解到的情况，目前手机业务早已归属到“三营”，之前负责终端业务的人员或转岗或划拨到了“三营”。
早在刚解禁不久，《深网》也曾报道称，据熟悉中兴通讯南研所的知情人士透露，“之前已听说南研所要裁员，说要和系统研发合并，很多人就选择了离开。随后，《深网》又从南研所内部确定了该消息。
不过，最令人揪心的，还是那些无奈离开中兴的管理层人员。他们对于中兴通讯，或多或少都有过付出与贡献，以这种方式离开，难免有些“不甘心”。前中兴通讯执行副总裁(EVP)、全球营销负责人张振辉还特别发出了一封告别信――《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别了,我的小伙伴们》。
值得一提的是，在2018年7月份，属羊的今年多大中兴智能终端有限公司人员架构发生了变更，由于程立新的离职，董事长一职由徐峰担任，而白波作为公司法人依然担任董事兼总经理一职。只是解禁至今一直没有站出来发声，看来白波虽然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处境也并不乐观。
早在王英收到离职通知之前，其实她本人也曾对中兴手机的未来有过憧憬，毕竟中兴通讯擅长与运营商打交道，不排除依靠良好的客户关系，在5G到来之际，重获一些份额。但这些希望与想法，却在2019年5G元年到来之际破灭。
那么中兴是否还有机会在国内手机市场翻盘呢？尤其是5G即将大规模实现覆盖，毕竟中兴通讯也是5G网络建设者之一，技术上依然占据优势。个别业内人士也表示出了对中兴通讯未来的看法。
“5G领域现在还处于研究阶段，预计要到2019年下半年才开始起步。”第一手机界研究院飚说，“中兴通讯受罚款事件影响有所损失，但未来在5G领域可能有一番成就，值得拭目以待。”
但在手机业务这块，中兴想要重回主流行列，恐怕并不容易。毕竟5G即使大面积覆盖后，竞争依然会十分激烈。况且，中兴手机业务不断萎缩，很多订单基本上靠的是行单。
当然，即使，中兴始终没有考虑过放弃掉手机业务。首先在2019年年初全新折叠屏专利申请的露出，表明中兴手机的产品研发实力依然存在。
而在去年的一场临时股东大会上，在提到对中兴通讯终端业务的规划，中兴通讯总裁徐子阳就明确过，终端业务是中兴通讯5G主产业链不可或缺的部分，将继续坚定投入。同时他本人也表示，在短期内终端业务也要做业务聚焦调整，一方面要聚焦到自身擅长的市场，另一方面则需聚焦核心机型。
可以预见，今年中兴将进一步收缩渠道，同时产品线也会进一步“瘦身”。但令人担忧的是，继续依靠运营商渠道始终会存在弊端，中兴手机很难获得更大的生长空间。尤其在向某些渠道经销商的采访中了解到，个别经销商还有部分中兴老旧机型的库存，这些难免会给中兴手机以后重返国内社会渠道与渠道带来隐患。
不过，在业界还有另外一种声音认为，一旦5G网络大面积覆盖后，物联网也将开始大规模商用，就到了中兴通讯开始收割物联网红利的时候，届时中兴手机业务可能会获得一个新的机会点。
作为NB-IoT的主要发起者和推动者，中兴参与了制定NB-IoT标准化的工作。所谓“一流公司制定标准，二流公司提供服务，三流公司卖产品”，中兴显然已经占据了先机。基于NB-IoT的端到端解决方案，中兴手机不排除趁势站上风口，这或许也不失为一条蹊径。
在本文完结前，王英依然流露出对在中兴工作期间的不舍，“刚办完离职手续那几天很不适应，现在随便找了一份工作想等过完年再看看，手机圈里还有没有别的机会，毕竟太熟悉之前的了。”
除了中兴之前的员工，我们还对一些业内人士进行了采访，大家普遍认为5G与海外市场是中兴手机业务能否下去的关键。而至于是否有能力重回主流市场，恐怕就是对中兴手机业务的操盘者较为严峻的了。